大学应该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关注人类命运的场所，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校园的宁静对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校园保持宁静是大学的传统和本质要求
大学的校园应该避免世俗的喧嚣，保持一份特有的宁静。西方的大学传统如此，中国的大学传统也是如此。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对“道”的追求是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君子要关心大事情和大道理，反对跟着世俗的变化而随波逐流。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孔子的意思是，学了3年，向学之心还没转到做官求禄上，这种人很难得。他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乐，富而好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那里，好学应该是对学习活动的一种无功利的喜爱，应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礼记》中也强调“君子忧道不忧贫”。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对求学和明志的境界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到了近代，中国有一批教育家对大学精神和大学的社会责任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他批判只“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的教育目的，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出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生应该以科学研究为单纯目的，反对“以学校为科举，以学校为书院”的急功近利、守一排他的做法。
梅贻琦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精神的注解，指出大学之道重于大学之用。他明确“大学的使命有二：
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大学要进行高深研究，培养知类通达之人。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学术独立，所以说“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
这些近代教育家不但秉持大学独立之精神，而且在办学实践中躬力行之。学术自由，兼容并收；延揽大师，教授治学；高深研究，通才教育，这些办学实践不仅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转移，而且在艰难时代所创办的大学，大师云集，学术辉煌，人才辈出。他们所持的坚持高深研究和学术独立的大学理念，奠定了中国大学的价值和文化品性，是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里程碑。
现实生活充满诱惑，搞学术研究必然会碰到或多或少的困顿与无奈，但在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戴逸看来，“治史的人要有高尚的品德，能够不因为荣辱、不因为名利等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能够矢志搞历史，沉下心来真正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辛勤地劳动；要能够坐冷板凳，能够甘于清贫的生活，不能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能指望搞历史能升官发财。”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像戴逸教授这样的学者宁静致远的追求，才有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从大学的历史和本质来看，大学应该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关注人类命运的场所，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维护与保持大学的本性、恪守大学的本质，才能深刻理解校园的宁静对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才能更加科学地对待社会变革给大学带来的挑战及如何应对变革。 |
